。 我有些诧异,去年回来时,这里还是一小块荒地,离寨子又较远,谁会来这里起屋安家呢?再看那团衣服,灰白色的衬衫,深蓝色的裤子,是个年轻男人的装束,似乎堆在那儿已经很久了,一直没有人清洗,远远地便可以看到大片的树桨印子沾在衬衫上面。村里没人洗衣服的男人,除了是个单身汉,我猜想不出别的。而这屋子建在这里,也极有可能是因为坎底下那几块梯田是他的,离田地近些,耕种、看管都方便。除此之外,庄稼人这样守着自己的田地而居,更重要的是给自己一种依靠的感觉。如果是一个单身男人,这屋子和田地,也许就是他的根,是他全部的底子,尽管这几块田是那么贫瘠,却仍然是他生存的希望。 而我一直记得这几块责任田是钟弟家的,五十年不变的政策,现在只过去了二十多年。可这屋子是他的吗?我不能肯定,但我此时仍然想起了他——钟弟。 其实“钟弟”并不是他的名字,他的名字只在户口本上,几乎没人知道,村里人都叫他“钟弟”,仅仅是“钟家的男娃仔”的意思,除了姓氏和性别,父母亲没有给予他平常孩子应有的东西,甚至一个名字。他只是那个男人和女人在夜里烧一把欲火、刀耕火种撒下的一粒种子,从出生的那天起,就在山里自生自长。 按村里亲戚的辈份排下来,他叫我大姐,小时候我不时也会到他家里去。因为离得近,凡是他家有什么事情,家里人总会叫我们姐妹上去探一下情况,帮不上什么忙,也就是提个建议,比如怎么照顾孩子或者别的。只是在钟弟3岁的时候,害了很严重的眼病,草药不管用,什么建议也不管用,又没钱到卫生院治疗,结果瞳孔暴了白米花,瞎了一边眼睛。5岁时,因家里种不出粮食,找不到生活来源,母亲又带着妹妹离家出走,改嫁到陆川去了。剩下父子俩,父亲平日里只会帮别人打些零活,赚两个人的一日三餐,如果父亲到邻村做活路去了,便丢下他在村子里流浪,东家一餐西家一顿。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上学去,他有时会跟到路口,然后在那儿呆呆地等着,直到小伙伴们放学回来,便央求别人给他玩铅笔,看图画。天黑的时候,那边看不见路的眼睛让他跌了不少跤,但我极少看到他哭,摔得多厉害都不哭,只有跟村里的小孩子打架打不过时,他才会一个人在屋角下哭……饥饿,寒冷,疾病,更多的时候,他和父亲只是各自活命。 直到16岁那年,父亲死了,死在那间破旧的老屋子里的时候没人知道,三天后,同姓的五哥想去找他父亲帮忙干活,叫了半天没人应,破门进去,人已经发臭了。钟弟从邻村赶了回来,在村里人的帮忙下,用几块板子钉在一起,埋了父亲。不知是现实的粗糙和冷硬从小就磨掉了他情感的触觉,还是太多的苦难早已让他变得麻木,面对父亲的死亡,他没有伤心的话,也没有眼泪。而父亲除了留下他这个残疾人和那间快要倒塌老屋子外,再就是几十棵未成林的杉树和这几块贫瘠的责任田。
银白色月光洒在地面上,轻轻地,夜间的香气填充空气中,编织成柔软的网络,将所有的场景放在内部。眼睛与这种柔软的网关保持联系。它是一片草,它不像白天那么真实,而且他们已经模糊了,精体的精彩,每个隐藏它的细微点,它是保守的,让人们感觉像梦想一样。
一个多月此后,我信了春天。
第三年的暑假,便是新屋乔迁之时,我第二次见了三祖父。那时,我也有十三、四岁,懂得岁月催人老。
我冲过去找了一根扁担,和父亲一起扛那麻袋矿石。那么大一麻袋矿石,少说也有两百斤。无论我怎么说父亲还是执意要把麻袋往自己那一头靠,我拗不过他,只好走在前面。我感觉到父亲不停地把麻袋往自己的那边靠,几乎把几百斤的重量都压到了自己身上,然后我只感觉到扁担歪了一歪,父亲突然就往前摔倒了,麻袋里的矿石一下子都砸到了他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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